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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案例教学优化设计探微论文

时间:2020-05-23 05:04:15    点击: 139次    来源:论文资源网    作者:网络摘文 - 小 + 大

一、法理学教学中案例的选取原则

当前学界关于法学教学中案例选取的原则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七性”论,即基础性、逻辑性、争论性、实际性、简要性、生动性和广泛性[2];(2)“六性”论,即典型性、针对性、适中性、可理解性、新颖性和趣味性[3];(3)“四性”论,即典型性、疑难性、注重推理性和结论不确定性[4]。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对于法理学教学中案例的选取同样适用,但也正是学界对这些原则进行的理想化理论设计导致法理学案例教学的难度颇大,因为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寻觅很难,而理论假设的案例又效果不佳。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一旦选取的案例能够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其所带来的效果也应是最佳的。笔者认为,法理学教师要不断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坚持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效果为导向”,在案例的选取上至少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一)贯通古今中外

该原则的设定是由法理学自身的知识属性所决定的,因为法理学研究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从时间和地点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性的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就包括古今中外。当然,选取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掌握法理学中的共性知识。如讲授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时,同时选取美国1882年的“黑格斯诉帕尔默案”和我国2001年的“二奶遗嘱继承案”进行教学则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很好体现。

(二)贴近现实生活

该原则要求在法理学教学中所选取的案例应当是学生所可能听说、见识或体验到的。该原则的设定是由法理学的学科使命所决定的,因为法理学是从人类生活实践出发探寻解决社会纠纷原理的基础理论。遵循这一原则选取案例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展示法理学在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法理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讲授人权问题时选取“齐玉苓案”、讲授法治问题时选取“孙志刚案”、讲授立法问题时选取“郭京毅案”。

(三)联系紧密实际

该原则是指所选取的案例与所讲授的知识之间要存在必然的联系,案例能够直接、全面和真实反映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理学案例的选择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案例与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由于案例在形式上多与部门法相关,这就要求法理学教师对部门法学也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能够熟练地抽象出部门法案例所反映出的法学理论问题,并恰当地安排在法理学相关内容教学之中。如在讲授法律部门内容时选取行政法领域的“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文燕诉北京大学案”则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方法问题。

(四)产生影响深远

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案例都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而疑难案件往往是必须借助法律理论才能够得以解决的案件。案情的复杂性、视角的多元性、推理的周密性、结论的不确定性都是影响深远案例的重要特征。在法理学教学中选取影响深远的案件有助于避免部门法学案例分析格式化的缺陷,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影响深远案例的选择既可以来源于司法实践,也可以来源于理论假设。例如,在讲授司法制度时选取“马伯利诉麦迪逊案”、在讲授法律程序时选取“辛普森杀妻案”;后者如在讲授西方法学流派时选择富勒假设的“洞穴奇案”、在讲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选择德沃金假设的“索伦森案”。

二、法理学教学中案例的导入时机

笔者认为,案例的导入时机选择对提升法理学案例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也是体现教学经验和技术关键之处,需要法理学教师结合教学内容予以科学设计。笔者将案例的导入时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以供参考。

(一)“后缀”导入

“后缀”导入即采用“先讲知识,后置案例”这一时间安排进行的案例教学。这是当前法理学案例教学甚至法学案例教学课程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导入方式,针对性较强是这种导入时机选择的最大优点。但这种“案例的设计仅仅是为了印证或‘应用’,其结果是误导学生”,[5]对学生思考和创新都会造成不利影响。在法理学教学中有些案例选择这一导入时机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讲授村规民约时的“山杠爷的悲剧”案件和“秋菊的困惑”案件,讲授法治与法制关系时的“冯跋智断受贿案”,讲授两大法系区别时的“法国1873年布朗戈诉国家案”等。

(二)“冠名”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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