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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传闻与历史书写论文

时间:2020-05-23 00:53:36    点击: 65次    来源:论文资源网    作者:网络摘文 - 小 + 大

  内容提要:书写、记录与权力紧密相关。俳优进谏传闻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常见的叙事题材,并成为戏曲、曲艺史书写的有机组成。传统的优谏传闻被士人用来宣扬“君贤臣直”的儒家之道,在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题材。现代学者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对典籍记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俳优人格进行单一化的处理,凸显了俳优的主体意识与抗争精神。这种单向度的历史书写对中国戏曲、曲艺史的编纂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无形中把艺术变成了脱离历史与生活语境的超有机体,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关 键 词:俳优/史实/传闻/历史书写/权力

  作者简介:祝鹏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在后现代史学的眼里,历史的编纂向来包含着大量传闻与传说,因此是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面对历史中的传闻性因素,仅仅采取辟谣辨伪是不够的,更应该致力于挖掘传闻生成与传播的深层动力机制。本文关注的是中国戏曲、曲艺史书写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题材——“俳优进谏”的传闻(后文略作“优谏传闻”),这类传闻的主人公是历史上某位卑微的俳优艺人①,如先秦的优孟、淳于髡、优旃,南北朝的石动筩,唐代的黄幡绰、敬新磨,南唐的李家明,宋代的丁仙现、焦德等。在记载中,他们虽然卑微,但面对帝王或权臣时,总是能以巧妙的方式提出规劝或嘲讽,使对方回归正道或有所羞愧。优谏传闻经由历代士人记载,又被戏曲、曲艺研究论著反复征引与书写,成为中国戏曲、曲艺史的有机组成,甚至成为一种关于演艺史与俳优史的元叙事(meta-narration),被用来褒扬中国艺人的讽刺智慧与抗争传统。

  众所周知,书写、记录与权力紧密相关。俳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为中国的戏曲说唱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一直地位低微,是“下九流”的贱民,是所谓的“属下群体”(subaltern)②。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在经典论文《属下能说话吗?》中深刻反思了属下群体与知识界的关系,认为精英的历史书写形成了一种“知识暴力”,在赋予过往事件“真实性”的同时,也不断再生产着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关于属下群体的种种记载中,我们都能看到上层集团的话语投射,因此,属下群体没有独立自主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③

  尽管中国戏曲、曲艺史的撰写有着大量艺人的参与,但总体来讲仍可将其视为是一种由知识精英主导的历史书写④。斯皮瓦克的卓见提醒我们,将优谏传闻视为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是危险的,它们从历代史书、笔记进入戏曲、曲艺史的过程,很可能浸润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与记录者的诉求。本文在一个相对宏观的视野下,先对古代典籍中的俳优言论及其生成机制做全面的梳理与分析,进而探讨现代学者如何对这一题材展开继承与转化,将其转变成一种中国戏曲、曲艺史书写的典范叙事,并对这种书写范式展开反思。

  一、“恃宠媚主”与“匡扶时政”:儒家士人笔下的俳优言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俳优是相对失语的,他们的言论只有经过文人士大夫的记录,才有可能流传下来。无论是《史记·滑稽列传》《新五代史·伶官传》等正史,还是《启颜录》《教坊记》等笔记小说,无一不是由文人阶层书写的。一方面,这些记载渗透着传统士大夫,尤其是儒家士人的诉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记录俳优言行的古籍数量众多,形成了长时段、多声部的记载传统,还是相对充分地揭示了俳优生存的复杂性与其言论的多元形态。

  俳优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地位卑微,又接近最高权力。作为统治阶层豢养的奴隶,他们和统治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既受到恩宠,又被人鄙夷,养成了集自卑与依附、智慧与阿谀于一身的人格。⑤复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言论是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结合古代俳优的生存状况,我们先来对其言行做一个整体性的考察。戏剧史家任中敏的《优语录》将历代俳优的言论分为三类:谏语、常语与谀语⑥,我们沿用这一分类并略作申说。

  (一)常语

  俳优的本职是取悦统治者,学者冯沅君在《古优解》中也把娱人视为伶人的首要职责⑦。他们享受着“言无尤”⑧的特权,采取说笑话、讲故事、歌舞、演戏、玩文字游戏等手段为君王调笑解颐。如《乐府杂录》记载的一则唐代伶人黄幡绰的轶事:

  拍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⑨

  (二)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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