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文学论文 > > 文章 当前位置: 文学论文 > 文章

是亲兄弟,是政治上的对手,也是文学上的劲敌论文

时间:2020-06-30 08:30:35    点击: 153次    来源:论文资源网    作者:网络摘文 - 小 + 大

建安文学彪炳史册,三曹、七子之盛名成为其时的标志。曹操之子曹丕、曹植,既为政治上的对手,又是文学上的劲敌,正因为二者均属大家,所以轩轾高低,就尤其难以评判。自古以来,见解纷纭,可谓莫衷一是矣。
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
王夫之此说,不可谓无见地,此是在《文心雕龙·才略篇》基础上,进一步翻案,王氏甚至说:“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
对于这样的观点,今人需加以辨析。考察曹氏兄弟诗文之流传,首先,钟嵘《诗品》谓曹丕诗作,当时能见到的不过“百许篇”,而按照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指出,《魏文帝集》在梁代存二十三卷,至《宋史·艺文志》则仅著录为一卷;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魏文帝集》二卷,而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辑魏文帝文章,编于《全三国文》之卷四至卷八;今人逯钦立在明人冯惟讷等人基础上辑校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魏文帝曹丕之诗列于《魏诗》卷四,共计四十七首,分别属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
可以肯定,王夫之当年所见曹丕诗作,已非宋、齐全貌矣。而逯钦立所辑《魏诗》之卷六、卷七主要载录曹植诗作,其中保存完整的五言诗就有五十五首,数量远超曹丕五言之作。王夫之有感于明代诗人好主持坛坫,党同伐异,故为斯论,意见较为偏激。实际上,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而曹丕成就最高的诗歌当数乐府七言,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谈曹丕曰:“是故传世七言,不用兮字、且出于一人手笔者,实以曹丕《燕歌行》二首为矢!
然则在《燕歌行》之外,要在曹丕为数不多的五言诗中,看出曹丕、曹植非但不相伯仲,而且曹丕远在乃弟之上,此种裁断就有失客观。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秉承《诗》《骚》之传统,为传统承前启后,这本是诗人的荣耀,而非瑕疵。曹丕并非逸韵孤响,他在诗歌史上同样具有开创之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其次,在曹植之后,考察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并不曾“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
因此,王氏之评有违事实,颇不可信,属于无稽之谈。历代文人颇有肯定曹植者,譬如,传说谢灵运就曾盛赞曹子建“才高八斗”。比较曹丕、曹植诗歌的价值、地位及影响,绝不可意气用事,对今人而言,必须从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角度,更加冷静地来审视二者的歧异,方可最终找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三曹是汉魏诗歌转型期的代表诗人,观照其渊源、变迁,自然得联系汉代诗学理论。
汉代诗学文献,要以《毛诗大序》最具价值,它在《尚书·尧典》之“诗言志”说以及“孔子诗论”等基础上,充分体现“通变”之精髓,堪谓极具推陈出新之功。其文曰:《关雎》,后妃之德也……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文最具价值者,乃在于于志之外,还能看到情在《诗》中所具的原动力的作用,此文虽未交代如何从志过渡到情,然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着相提并论之地位,即意识到《诗》在“言志”之余,还有“抒情”之特质。广义之诗,乃情之不可遏制之产物,若《诗》仅具“言志”之功效,它就会只凸显政治性、群体性,未免存在“偏枯”的局限,而若有“抒情性”,则可以润泽“言志”,使《诗》兼备抒写个人人生之悠长、低回,与“言志”之刚健、激昂,恰可互为补充,刚柔并济,相映成趣。
在经学笼罩下,汉代精英阶层之诗歌趣味偏于“言志”而短于“抒情”,作为开魏诗之风气的曹丕、曹植,也正好代表着“抒情”和“言志”之两端,于是,若要就此轻易品评其高下,则确实有简单化之嫌。因此,以下分别为之剖析,从而彰显二曹在诗歌史上的特殊意义。
1.曹植:坚守诗学传统,其诗以“言志”为主,兼顾“抒情”,体现以志帅情之特征
《魏志》记述,当曹操出征,与家人告别时,曹丕“泣而拜”,而曹植却“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去除阴谋论的理解,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确实有性格上的差异,在情感处理上,曹丕比较人性化、世俗化,且表露自然,细腻体贴,不喜宏大叙事;而曹植则相反,他将天然感情儒家教义化,化情为志,实际上就有些不能善解人意,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命运的不同,也导致他们诗风之迥别。
文学史谈曹魏时期作家,有多种称谓:魏之三祖、三曹、建安七子、曹王、曹刘,等等,而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描述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按其所指,乃三曹之曹操和曹植,或三祖之曹操耳,曹丕并不具备此种建安风骨,而曹王(曹植、王粲)、曹刘(曹植、刘桢)则更属此种风格的典型作家。
由于曹植最终失宠于乃父曹操,在兄长曹丕——篡汉之后的魏文帝,以及魏明帝的监控之下,基本失去了人身自由,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曰:“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是曹植一以贯之的人生目标。
故而,一旦目标受阻,愿望落空,壮志难酬,此种志向和怀抱就只能寄寓于诗文之中,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和慰藉。曹植的人生被迫“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所谓画地为牢者也。所以曹植诗作均抒写其内心的呐喊,尚无暇顾及第一人称之外的人和事。
在权力和荣誉之间,曹植渴望得到权力,深谙权力就是一切,反之,若失去权力,则意味着失去一切;而曹丕竭力限制曹植的权力欲望,甚至许诺曹植及其他士人以将来的荣誉,所谓“声名自传于后”也,这种画饼充饥式的诈骗,在七子均难以接受,何况曹植呢!对曹丕而言,一旦成为曹操继承人,便消减了“权力欲”所导致的焦灼感,从一己命运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自可以游目骋怀于世间百态,做隔岸观火式的欣赏、品鉴,因而与曹植的诗风迥然不同。
先秦至两汉时期,所谓“志”,具有坚忍不拔、顽强抗争之意义。按《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刘安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皆可为佐证。故而朱自清《诗言志辨》指出“志”就是“怀抱”,其理解比较允当。曹植的诗文中处处体现着其志趣。
《盘石篇》云:“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责躬》之《小序》云:“臣等绝朝,心离志绝。”
《矫志》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
《矫志》云:“仁虎匿爪。神龙隐鳞。”
《赠徐干》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赠白马王彪》之六云:“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杂诗》云:“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妒》曰:“嗟尔同衾,曾不是志,宁彼冶容,安此妒忌。”
《言志》曰:“庆云未时兴,云龙潜作鱼。神鸾失其俦,还从燕雀居。”
《洛神赋》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体悟到曹植积极入世,期盼建功立业的内心世界,他不愧是曹孟德之子,与曹操之“壮心不已”堪谓一脉相承。曹植坚持“志士营世业”“丈夫志四海”“闲居非吾志”,胸襟开阔,志存高远,且因其遭遇现实的阻碍,与其理想发生强势的碰撞,激发出一股悲愤的力量,令其诗作更激情饱满。所以,其作品中多有势大力沉的种种意象,譬如其《杂诗》云: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
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
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高台、悲风、万里、孤雁等,共同构成悲壮、哀怨之意境。作者虽心潮澎湃,然其不屈不挠之心志却依然不减,形成孤独却执着、受压却反抗的巨大张力。曹植笔端多次出现了“悲风”一词,在他笔下,甚至连风卷云舒,都裹挟着悲怆,比兴之间真正焕发出感发意志的光芒,堪谓儒家诗学“诗言志”精神之嫡传。故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称:“然子建真《风》《雅》之苗裔,非陶公、李、杜则无媲美之人也。”
“志”反应着诗人坚定的主体意识,具有自信、正义的品格,凝聚了儒家所肯定的高尚精神和人生信念,如《孟子》所言,人格培养需要养气,而终究要靠“志”来为人生指明方向。
“志”体现在曹植诗中,便如钟惺《古诗归》卷七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由于政治处境之不同,曹子建诗在“肝肠气骨”和“磊块”特征方面为曹丕所不及,而此二者也是建安风骨之主要特质。
许学夷《诗学辨体》卷四第二十三则曰:“建安七子虽以曹刘为首,然公干实逊子建。子桓《与吴质书》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伦’,正以弟兄相忌故耳。”许学夷认为,由于曹植能较好地处理诗歌中志与情的融合关系,而刘祯却虽“贞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显然存在着“言志”有余而“抒情”不足之缺失,所以子建成就当远在公干之上。
曹植诗作主文而谲谏,俊逸而低回,钟嵘《诗品》对之推崇备至,评曰:“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夫!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将此评对照刘安所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钟嵘意指曹植五言诗作志、情兼得,并且属以志帅情者也,为五言诗写作树立了典范!
2.曹丕:诗以情掩志,缘情婉丽,开齐梁绮靡之先声
汉末曹魏之际,“言志”的诗多数是四言,故而五言就算是新形式了。曹植、曹丕作品思想、情感存有差异,然相对而论,曹植更属新瓶旧酒,归属“言志”的一派;而曹丕则更多地属于新瓶新酒,因为他偏离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偏向乎“缘情”一路。
当时,诗歌创作日益趋向泯灭志和情之界限,汉武帝《秋风辞》就曾曰:“欢乐极兮哀情多。”在诗歌中自然流露出悲情。
据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九十八《诗一》所载,刘歆曰“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公然标举“诗以言情”,显然是和“诗言志”立异,认为诗是用来抒情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诗学观”,隐约与“诗缘情”相通。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此种诗学新趋势,在古人论述中尚有迹可循,西晋陆机《文赋》云:“颐情志于典坟。”〔其“情志”并举,已见端倪,并且倡言“诗缘情而绮靡”,显然对诗这一文体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缘情”和“言志”,其间之差异相去甚远,而这种差异恰好体现在曹丕、曹植兄弟的诗歌创作之中。
两汉文学主要凸显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传统,陆机提倡“诗缘情而绮靡”,沈约所谓的“情志愈广”与陆机合若符契,隐含着诗歌“言志”和“缘情”两股力量的角力,“志”者既指艴然激昂,又洋溢着心胸向外扩张的力量;而“情”者则指向内心,显得低回优柔,感触纷杂。两者大致分别代表美学上“崇高”和“优美”的特点,亦适合不同之语境。
徐祯卿《谈艺录》云:“《燕歌》开其靡。”其所指不言而喻,认为六朝之“绮靡”,曹丕《燕歌行》实有肇始之功。《燕歌行》其一曰: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作所营造的诗歌意境纯然是柔情思念,哀怨清婉,并与“草木摇落”的悲秋情调相结合,更凸显感人的力量,沈德潜《古诗源》述其读后感曰:“和柔巽顺之意,读之油然相感。”
此诗关乎男女私情,与政治无涉,属于“缘情”而非“言志”。
曹丕《陌上桑》云:“伴侣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善哉行》其四云:“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燕歌行》其二云:“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黎阳作诗》曰:“彼桑梓兮伤情。”
《善哉行》其一云:“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若寄,多忧何为!”

由上述诗歌可知,曹丕偏好抒发一种不可自持的感伤之情,哀情袭来,诗人似乎难以承受,多情缠绵,百感交集。其诗几乎可视作典型的文人情怀,与其作为政治人物理应端重的身份不相符合,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曰:“文帝《芙蓉池》……收四句义意亦本前人习语,然足以窥其全无道理整躬经远之志,但极荒乐而已。”
对魏文帝而言,此或许并非失态,而是要以“纯文学”来麻痹其他士人的政治热情,即转移或回避敏感政治话题之谓也;尤其引人注目者在于,曹丕虽然也有慷慨之作,但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以悲为美”的美学思想,譬如《寡妇诗》,其竟以当时副丞相的身份,在友人阮瑀死后,作诗玩味阮瑀妻子的悲苦之情。故而,假如曹丕的书写属于一种政治谋略,无意之间却与“缘情”“绮靡”之文学路径相通,开六朝风气。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鹜。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所谓“少卿离辞”,指李陵《与苏武诗》,“桂林湘水”,乃指张衡《四愁诗》,而“飞馆玉池”则隐喻曹丕与七子及吴质等人之交游,《文心雕龙·明诗篇》形容为:“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将此三者并列,说明萧子显也认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平子艳发”的见解,体察到曹丕的诗歌趣味风格近乎李陵和张衡。所以,钟嵘《诗品》指出曹丕“其源出于李陵”,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此种判断稍嫌虚而不实,钟嵘认为的曹丕和李陵之间的渊源关系乃从宏观着眼,大致上基于排斥此辈处于“诗言志”主流传统之外的考虑。而对李、张、曹三人,沈约、萧子显及南朝其他诗学学者则特加表彰,以为三人之诗弥足珍贵,其意实在为自身张目。
关于魏晋以来诗歌发展的趋势,沈约、萧子显和江淹之所见大致殊途同归,其间沈约、萧子显持新变的观点,而江淹则属于调和派,足证针对当时诗歌发展,诗坛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钟嵘矫矫立异,虽时人也赞美曹植诗歌之成就,但他扬植而抑丕却别有意味,昭示着对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守。钟嵘将所评骘的诗人分归于《国风》《小雅》及《楚辞》三个源流,而对于李陵、曹丕追根溯源至于《楚辞》,而非《风》《雅》,实为暗指其人其作有所不正。
关于五言诗主题,钟嵘亦崇尚抒写悲怨,然而与曹丕依然存在不同之处。在五言诗技巧方面,钟嵘认为曹植之诗已达到完美境界,而曹丕则尚未找到五言诗的语言,时而琭琭如玉,时而却落落如石,显得良莠不齐。曹丕以情掩志,多写悲秋闺怨等主题,然钟嵘提倡“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云云,两者相较,则曹丕诗歌显得纤细柔弱,消减了钟嵘所谓“诗可以怨”的浑厚力度。实际上,其所不满于曹丕者,得无不满于当时诗坛所显露出来的绮靡之风乎?
内容节选自《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

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 张月 陈引驰 编著 中古文学中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微妙、错综复杂。诗、史互见的情况较为普遍,诗歌中常常出现历史叙述或历史典故,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高度压缩到语言精练的诗歌中去,比如咏史诗和怀古诗;同时,历史和叙事文学中不时引诗、赋诗。这些诗歌在叙事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丰富了叙事方法和手段。例如,《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本事诗》中均征引了为数可观的诗歌。另外,诗歌、历史二者水乳交融,有时彼此依赖,很难分开,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厚重感。比如,杜甫的诗歌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可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失载。鉴于诗歌和历史之间的重要互动关系,本书邀请中外学者就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展开论述,写作论文。

上一篇:刘文富教授专著《网络社会与公共治理》出版论文

下一篇:新兴市场美元融资环境得到缓和 但这可能是暂时的论文

热门标签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02-2017 ltmuye.com. 论文资源网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 TXT | 鲁ICP备16041055号